讲清楚｜为什么西方选择选举民主，而中国选择协商民主？  京报理论2020-02-10 · 北京日报理论部官方账号
作者: 林尚立为什么需要民主？
民主问题搞不清楚，协商民主也就搞不清楚。今天与任何一个人讲，不给你民主，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但人为什么需要民主呢？我们必须回到原点来看。
人和一般的动物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人是追求自我发展的，既受本能控制，但又力图从本能出发，去创造新的生命意义，因为人有意识。人的意识使人的欲望变成力图创造无限可能的生命意志。
这种生命意志在现实中就是要追求自由。你要追求自由，我也要追求自由，人如何共存在一起组成社会呢？这就需要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制度。
人是要追求自由发展的，人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而社会的使命是要使人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因而这个社会应该是有序的。而有序的社会是应该根据人们共同的意志来达成的，这就是民主的最直接表达形式，所以民主本意就是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就是自治。自治在小范围是能够实现的，当社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增加，完全自治就非常困难，这时候人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找一个中介力量或者说第三方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要得到运行，就必须委托具体的人，让其掌握公共权力，并建构公共权力运行所需要的规则和组织，从而使得一定规模的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在秩序的状态。公共权力及其衍生出来的制度和组织，共同构成一个虚幻的政治共同体，我们称之为“国家”。


但问题随之而来，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是神，而是人，因而他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想法，于是人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使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会变成奴役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真正帮助每一个人实现自由而健康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最终形成的想法是：公共权力确实是这个国家需要的，但是这个国家的公共权力必须是能够被我们所掌握、所监控的。因而国家权力应该掌握在创造国家的每个人的手里，这就产生了民主的政治意义：民主就是人民统治。
因此，人们之所以需要民主，是因为人们离不开社会，也离不开国家，而社会和国家要真正成为帮助人们实现自我发展的有效的和正当的力量，其运行所需要的公共权力就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民主的本质就在此，最直接的表达就是自我管理，其政治表达方式就是把国家控制在人民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没有什么玄奥的地方，因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和治理而起，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落实于人的自我发展。没有社会和国家，也就无所谓民主。民主的原生态是选举还是协商？
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做主的核心是什么呢？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共议，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秩序是共同维护的，目的就是实现你我共存在一起。很多时候，自治的方式往往会采用乡规民约的方式来实现，这也是一种民主。
美国人比较自豪的一点是，它的民主是从“根”里长出来的，这个“根”是什么？就是从自治慢慢长出，然后变成地方政治，最后形成国家政治。因而，美国是自治政治生成地方政治，地方政治再生成国家政治。但美国今天两党竞争的选举政治已大大偏离其原点与初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选举相比，协商是更为直接的民主呈现方式，民主的原生态不是选举，而是共议和协商。所以，不要认为中国是因为搞不了选举民主而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中国选择协商民主，是力图从民主的原生态来开发适合中国发展的新型民主。
从协商这一原生态的民主方式去发展中国民主，到底要走多长的路，今天不好说，但是这个方向没错，符合民主的本意，符合民主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中国搞协商民主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没有理由提出质疑，相反应该促其积极成长和健康发展。
中国确定了协商民主，并且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配合，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后面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使协商民主完善起来，系统化、程序化、规范化，使它真正发挥作用，使它真正呈现给世界一种有效的、全新的民主文明。为什么民主构建要考虑两维？
我们说，民主最重要的是要维系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做主，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在国家这个共同体里面，没有国家，社会没办法延续，因而所要建构的一种人民统治，不仅要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而且要使得自由发展所离不开的国家共同体能够保存。共同体是安全的、和谐的，每个人自由发展就是有保障的，因此真正的民主建构，既要能保证每个人的发展，还应该保障这个国家的共同体是稳定、有序、可持续的。所以，任何国家的民主的建构不能只考虑一维，一定要考虑两维，一维是人，一维是国家，两者要平衡在一起。
邓小人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关于评价政治体制的三个标准是正确的。好的政治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稳定。现在很多人考虑民主只考虑人，不考虑能否解决社会的进步问题，不考虑能否解决国家稳定的问题，这是错误的，这三者要统一在一起，不统一在一起的民主是有形式而没有质量的，我们称之为“劣质民主”。劣质民主既不能创造社会进步，也不能创造国家稳定，最后贻害的是所谓有自由但没有生存能力的人。劣质民主给了人民所谓的自由，但是无法保证他们生存与发展。所以民主一定要平衡在人、社会与国家三者共同发展基础之上。当然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人，不在国家，但不能因此否定民主必须去平衡这三者关系，必须在这种平衡的基础上发展。为什么西方搞选举民主？
很多人可能会问，你既然是讲民主，为什么西方选择的是选举民主，而我们最后会选择协商民主？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民主政体不是最好的选项，因为，古希腊政体的选择是基于维护城邦的需要，基于城邦的结构来选择政体。
比如，如果社会结构中贵族力量比较强，就选择贵族政体形式。政体的好坏，取决于是否符合城邦的内在需要，是否维护公共利益。所以，西方将古希腊的民主称为“古典民主”。现代民主从哪一点出发呢？现代民主从另外一个维度出发，也就是从人出发，从人的发展出发。
为什么现代民主从人的发展出发呢？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要追求自由发展。但是人的发展就像一个婴儿，在年幼的时候是依赖于母体的，依赖于他人的，因而人最初的时候是作为共同体一员而存在的，马克思把这种人称为“共同体的人”，类似我们说的“单位人”，只有隶属一个阶级或共同体才能在社会中存在，但是人的发展和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们逐渐摆脱对共同体的依赖，寻求独立和解放。
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从单位人、共同体的人变化为独立的个人，这个独立个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类本质的变化，这个变化产生了一场重大的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就是现代化。
今天西方所谓的现代民主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从人的个体权利出发构建现代民主，西方就是由此构建出现代民主形式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普选的时代，民主制度与以个人为主体的权利政治衔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今天所说的代议民主。这种衔接仅仅是强调个人权利的神圣性，国家要保障个人权利，国家是保证每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工具，但西方最初的代议制以及与之相伴的选举制，并不是以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为前提的，当时就有“两票制”，强调富人应该比穷人有更大的决定权。
到了上世纪末，西方在代议民主之外，兴起协商民主，其原因就出在代议上。因为，既然是代议的，那么作为权利主体的选民选举议员，议员凭借委托的权力进行决策，因此人们委托给议员的实际是决策权力，议员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就进行运作。人们能够控制议员任职期间的决策行为吗？不能，人们只能通过定期选举更换议员来监控，因而这种监控是对人的监控，对议员在任职期间的权力和运作是不能监控的，可以表达但不能监控。
因此西方代议民主运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选民选举议员，议员看起来能够听取选民意见，但选民的意志无法进入到政治过程当中。在政治过程中运行的意志实际上是议员本身的意志，很多的公共事务是与选民直接相关的，而选民却不能直接参与其中。
于是，选民认为这样不行，我要参与其中，这样，在议员和选民、在政府与民众以及社会与民众之间生成了一种民主的机制，这就是协商民主。西方协商民主是因为代议民主本身的不足而产生出来的，它和选举民主不是并列的关系，选举民主是解决大的政治问题，协商民主是弥补代议民主不足而运行的民主机制，解决的是公民参与问题。中国为什么选择协商民主？
中国现代民主逻辑也是从人出发，但一开始就不是从独立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人民出发的。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一点，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1949年革命以后的中国，也不仅仅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就像总书记经常讲的，是五千年以来的中国。在当今的人类文明史上，文明五千年延续不断，国家两千年维系大一统的，唯有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而今天依然兴盛的国家，也唯有中国。
中国现代民主的逻辑还在中国现代化本身。中国开启现代化历史过程，是以整个传统政治体系被彻底摧毁为历史前提的。中国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史，但中国没有留下君主立宪。而英国的君主查理一世被杀了，最后英国人还是请回一个君主，建立君主立宪。
中国君主专制延续那么长，却没有建立起君主立宪，而西方的君主制起伏不定，却建立起了君主立宪。这巨大的历史反差与中西社会结构的基因有关。西方是贵族社会，贵族是需要君主来代表和整合的；在中国秦废分封、统一国家之后，就告别贵族社会，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官僚统治社会。传统政治体系解体的最直接的后果往往就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近代中国经历过这种危险没有？经历过，但是这个国家迅速又重新聚合起来，维系住了大的国家版图和结构。这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很快重建一套新的现代体系与之相匹配。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制度体系的时候，不是从人的自由出发，而是从人民的团结统一和整体利益出发。这是关键之关键。
在这个过程当中，孙中山先生居功至伟。旧的体系解体后，中国也搞过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搞过选举，但现代民主共和一直无法真正建立。对此，孙中山先生反思后指出：俄国革命比我晚，它却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没有把整个社会聚合为一个整体，并且用整体的力量去建构民主共和。为此，孙中山提出：“我们要用主义来凝结人民。”他为什么要用主义来凝结人民呢？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中国传统帝国形成的政治结构是官和民的结构，中间是读书人。整个帝国体系解体以后，官员这个系统就没有了，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原来民众是通过传统制度凝聚成一个整体的，现在传统制度崩解了，民众就直接呈现为社会的主体力量，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分散性。
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分散性过去常常被看作是国民性，其实这应该是政治性的分散，因为原来是在一个体系中存在的，体系没了，就自然以分散形式呈现出来。在一盘散沙的社会之上重新建立一个整体的国家，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核心力量，把社会聚合为一个整体。这个核心力量就是孙中山发起组织的革命党。这个政党和西方的政党是两个概念，他的使命是把所有民众凝聚成整体，并建构一套把国家维系下去的政治体系和发展模式。
正因为这个政党要承载这样的历史使命，孙中山认为这个政党要用主义来引领人民；由于政党要负责建立新国家，所以这个政党要有军队，这样，党、国、军、民就形成了特殊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保证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整体转型，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当然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至于未来社会制度是什么？孙中山先生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都选择社会主义。孙中山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点是国家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民众手里，这就是孙中山的平民政治。
毛泽东说平民政治是对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面必须加上一句，即这个平民政治应该有一个核心主体，也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建立了这套体系。这套体系的出发点是让人们得到解放，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我们是从人民来建构民主的。这就使我们形成的整个制度体系与西方是不一样的，有我们自己的一套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是人民民主。
由此可见，同样是民主，同样都以人民主权为出发点，但中国与西方的民主却有本质区别，其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是从个人出发的，我们是从人民整体出发的，我们如果也从个人出发，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历史和理论的奥秘就在此。协商民主契合现代中国吗？
美国人非常自豪的一点，是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深思远虑的结果，是在充分考虑了欧洲经验教训以及美国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作为美国政治经典的《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中国的现代政府与政治确实是革命的结果，但其得以最终确立，不仅是中国人自主选择的，而且也是中国人长期深思远虑而建构的，具体来说，是经过了两个政党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的，第一个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因为孙先生确实深思远虑过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发展战略。第二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最近到延安考察，才发现当年我们党在延安那么困苦的条件下，居然创造了完整的现代共和国的雏形，真是伟大！要知道，当时的延安可谓是不毛之地，我们党不仅借此赢得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有理论、有制度、有实践地孕育出人民共和国的完整雏形。
因此中国现代政治，不是没有经历过试验和探索的，也不是简单照搬来的，是在与中国社会互动的过程当中，与中国历史互动的过程当中建构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新国家，就必须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把分散的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什么是人民？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就是各阶级联合。什么是人民民主？就是各阶级联合统治的民主。这样的政治构想及其相应实践，使得中国整个社会在大变革、大转型的过程当中得以重新聚集起来。
所以，中国现代制度体系之所以拥有自信的基础，关键在于它并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一个深思远虑的产物，是自主探索的结果，是在历史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那么，中国深思远虑自己政治的文化原点在哪里呢？中国政治的源与本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谈到的“两个人的政治”。西方现代政治是从个体权利出发，国家建构的许多原则都是基于保障个体权利确立起来的，过度强调个体权利、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自然有限。西方什么时候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多一些呢？是在维系个人权利的自由资本毁灭以后，西方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为此，西方开启了所谓的“伟大的社会工程”，即建立福利社会。
然而，从中国文化基因出发，什么是好的政治？中国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你我能够共存在一起。中国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句话也是和谐社会的经典诠释，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当今世界，没有一种政治智慧能表达得这么清楚。“各美其美”强调各人发挥各人的长处；“美人之美”强调每个人应该根据各人之所长，成人之美，在成人之美中，美我之美，这样大家共赢，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是“两个人的政治”，既尊重各自价值，又相互促进，合作共存，共存共赢。这可不可以构成现代民主的价值和原则？绰绰有余。
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的民主有其他原因，但是中国有它的政治理性的一面。因而共存、共荣、共享、共赢构成了中国政治中最为基本的智慧和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使得中国在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尽管有纷争，但最终是寻求共存和发展的。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建国模式叫作“协商建国”。从中人们既可以看到我们党的智慧和方略，同时也能体会到背后有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今天中国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时候也是从“两个人的政治”的原则出发的，“你我共存”。
所以中国人才会和美国人讲，“偌大的太平洋，能够装得下我们两个国家”。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和想法。话说回来，一个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与他人共存、共赢、共发展。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精神底气和文化基础来构建现代政治体系。
中国现代政治之实，是自由、秩序与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最根本的政治点就是把自由、秩序、发展三者统一起来。在当今世界，中国最强的是发展机制，即有一套很强的推动国家发展的机制，而西方国家拥有比较好的创新机制，如果中国有了发展机制，又拥有很强的创新机制，那么就拥有不可限量的美好前景。所以，现在培育创新机制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两个机制背后都应该有一个稳定、成熟的政治体系来支撑。
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要看明白，不要都等外国人来看明白，我们自己才明白，才敢大声地说出来。自己看不明白自己，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和思考中国政治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就会发现，民本也好，共存也好，一体也好，发展也好，都对协商民主形成一个强烈的内在需求，这恰恰是中国孕育协商民主很重要的基础与内在动力。协商民主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
中国拥有协商民主的基础与内在动力是一回事，而使协商民主得以呈现出来并确定为中国重要民主形式则又是一回事。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双重运动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双重运动之一就是政党与国家的双重运动，分别是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党的建设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三者合一的群众路线；二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两个方面都孕育出协商民主。国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基于人民政协而完成建国任务的，是协商建国，协商建国以后产生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而这一制度与党的统一战线是互为联系的。从这个角度讲，统一战线既是党的法宝，也是中国国家整合的内在机制，它不仅孕育了中国的政党制度，而且催生了中国的协商民主。
双重运动之二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双重运动。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的推动下，政治协商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1987年十三大时中央提出要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央的努力得到了地方各种实践形式的响应，从而孕育了地方和基层的协商民主实践与发展。地方民主创新实践和基层群众自治，产生了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民主恳谈会是最典型的代表。
这两个双重运动说明了什么？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但它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慢慢呈现出来的，是在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实践以及国家发展对民主的内在需求中发育起来的。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产生于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而，中国协商民主不是要弥补代议民主的不足，而是要整体支撑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虽然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中国实践人民民主的两种形式，但相比较而言，协商民主应该是主体的民主形式，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全面实践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美好前景。任何民主的成长都需要耕耘，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和人民持之以恒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16年5月23日，原标题为《协商民主更符合人民民主的真谛》